2024年3月30日晚19：00，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高丙中教授，应邀作为山东大学东亚人类学特别讲坛第十四期的主讲人，以“世界社会的人类学：在世界看世界的人类学分享”为题发表了演讲。本场讲座由beat365人类学系副教授舒萍主持。本次活动的线下会场位于知新楼A座115报告厅，另有近三百名校内师生及校外人士通过zoom线上会议平台参与。

舒萍副教授首先向诸位嘉宾和参与者们表示欢迎，接下来对高教授进行简介。高丙中教授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人类学方法、社会组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海外民族志等。

高教授的分享围绕“世界社会”的概念展开。在介绍世界性人类学之前，他首先梳理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特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具有阶段性特点，这种叙事以阶段特征和各阶段之间的观点为主要内容。总体而言，该叙事基于三个主要方面：中国内部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世界整体的观察。我们的叙事方式基于事实依据和利益考量。民族国家在绝对主权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竞争与合作，参与建立国际法体系和普遍人权的观念；在国内进行国民普及教育，帮助国民具有国内外流动的能力和条件，由此不断增进国家利益。这些因素的积累造就了世界范围的人口流动、贸易和金融、跨国公司、行业组织、人才流动和产业链，借助面对面的通讯技术和当日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由此兴起了新型的世界社会。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世界社会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社会范畴，而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只是众多治理主体中的一种类型，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主导这个时代的正义、资源分配和利益链条。因此，世界社会的治理结构更多地涉及各种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而不是由单个国家主导。没有哪个国家足够强大到可以逆转现代文明的趋势。改变当代文明的方向，乃至世界社会的基本格局，从经验观察和逻辑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世界社会这一概念有其兴起的背景和作为理论工具的合理性。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下人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关键点：首先，从个人角度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联结。以往的时代，山的这一边和山的那一边是无法交流的，国家之间的人民也是不会有联系的，因为存在着边界的限制。过去的边界是为了划分领土，而如今的边界则是为了跨越，如果不能实现跨越，那么边界的设定就失去了意义。其次，将世界上所有的组织和人口都视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待，能否感受到同时性，能否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的集体？集体意识是否存在？灾难、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议题是否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尽管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今天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机会和理论工具来重新定义这一概念。

从学科本身的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主要发展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研究，做的是“家乡人类学”。海外民族志讲世界社会，一方面是学科本身发生变动，在进行学术圈内部的沟通工作。中国人类学者选择在国内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也因为他们认为知识是力量，应该让中国受益。它背后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的特点：以支持国家为己任。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学者们都会根据这一理念选择研究对象，并提供与中国社会本身相关的知识产品。大家同处国内学术圈，并不是说做家乡和本国的研究就会比海外研究更胜一筹，但就知识内容来看，做家乡研究的学者没有义务要承担的世界性沟通。从家乡人类学到海外民族志到世界社会研究，需要存在一个中间沟通的过程。高教授及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自觉承担起沟通的角色，并鼓励年轻学者也重视沟通工作。

接下来，高教授围绕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三阶段特点探讨其中的海外研究与本土研究。第一点，在中国看中国。研究往往被视为一种行动，这意味着研究本身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并需要能力的约束。考虑到世界社会的概念，中外之间的联系就显得更加密切。这是世界社会，在这样一个世界联系紧密的背景下，中外人群是不可分的。一个社会本身不存在独立、封闭的边界，研究切片构不成科学。如果我们只关注局部，就会造成一种封闭的局面，而世界社会却是一个复杂的现实，我们不能把它隔离开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能够冒险的人才，需要这些人才提供知识产品来证明这种路径是正当的，是有效的。谁最初去这么做，他都会得到不利的评价，因为他的研究构不成全体性事件，也构不成集体行动。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先锋是那些进行先锋性知识生产的团队。如果我们不承担起这种责任，整个社会就会存在严重的缺陷，这是需要被克服的。

第二点，从中国看外国。长期的认知是从中国看外国，外国作为一个整体，造成对世界这个整体在做研究的想象，但这并不是现实。立足中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合理性，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做田野调查一定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高教授特别指出，金光亿教授的研究完美体现了人类学的本质，他从韩国到英国再到中国，去到了世界社会的众多点上。在当今世界，在任何一个社会进行研究，都可以自然成为一个世界社会的研究。但前提是，研究者必须具备世界社会的概念。如何根据具体对象来细化这个概念，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高教授在这里总结道：在中国看中国，是关于自我的；在中国看外国，是关于国际的，是“我与他”性质的研究；“在世界看世界”则是高教授提倡的思维视角，是“立足本国”和“立足世界”相结合的研究，要将世界看作一整个社会进行研究。

对于个体，“humanity”这一概念包含的普遍人性惠及每一个人，其价值观在跨国、跨文化、跨种族的范围发挥作用。这个“人类性”的概念既把人类看作一体，又具体包括每一个人，既有个体性、社群性、地方性，也有世界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某一方面的投入会缩减对其他方面的投入。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情况。现代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满足感，成为一种增值的体验。这种增值行为表现为喜欢这个，对另一个就有更强的希望和爱。例如，我们可能会共同喜爱一位明星，而这种共同的消费行为以前是不存在的。现在，对家人、对国家、对整个人类的爱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人们找到了更多技术和技巧，可以在不同层面上相互支持，而不必牺牲其他方面。

在维持社会秩序时，国家以往采取切割的做法，仅对本国国民提供保护，如主权国家为国民提供基础教育和教育投资。这种做法带来的预期与未预的后果是，更多人会更有选择性地流动。随着国家之间建立联盟和国际法的形成，尤其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推动了人权法案，人权成为了普遍性的主流价值观，国家主权也不再是绝对的。国家必须适应国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事实。许多国家通过吸引投资、提供教育、医疗和发展机会来吸引人才。这会导致更多的人流动，并促使普遍人权观念发挥实际作用。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都成为了开放的社会，成为了世界联系的节点。在中国人处于世界范围的人际联系之中的状态，我们无法简单地采取中国人看待海外的视角，而应该采取更为合理的“从世界看世界”的认知取向。

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着人类学与海外研究的联系、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农民工的政策变化、世界社会的概念层次与翻译等多个问题与高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讲座临近尾声，舒萍老师致特别讲坛结束辞，并预告本系列讲座将会持续举办，期待下一期与各位再会。

文：许彤

审核：金光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