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梦想。梦想，决定了努力的方向，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人生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视野不断扩展，精神世界得以升华，人生变得丰满厚重。同时代无数人梦想的实现，奏出的便是时代的乐章。 

（一）

1975年初秋，我离开了生活18年的泉城济南，与成千上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我是家中的长子，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完全可以留在城里，由政府安排工作。促使我作出上山下乡决定的有诸多因素，响应领袖号召无疑是重要的一个，让弟弟、妹妹有机会留在城里也是其中之一。但除此之外，应当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作出这个足以影响我一生的决定。只是当年并没有意识到。多年后，当我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发现，年青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冲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大致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我的父亲，“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省纪委（“文革”前为省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我的母亲，幼儿师范毕业后，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他们自我童年起就特别重视对我的教育。上小学之前，我已经认识许多字，具备了阅读能力，小学二年级时就读了《东周列国志》，并由此喜欢上历史。相对于文化教育，我的父母更重视教我如何做人。他们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我做人要正直、诚实、善良、宽容；做事要认真、严谨、踏实、勤奋；要努力学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要有精神追求，不要太看重物质的东西；等等。童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家庭教育之外，在省委机关幼儿园、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济南第二十二中学（山东省实验中学）接受的教育，也都对我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从小身体瘦弱，性格比较内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曾有意让我担任班长，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竟然紧张得不得了，让母亲出面坚决地推辞掉了。上中学一年级时，被班主任张崇禄老师使用激将法，安排当了副排长兼学习委员（刚入校时仿照军队的编制办法，年级称作连，各班称作排）。中学四年，我得到了很多锻炼，组织活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那时的作业很少，闲暇时间我大部分用在了阅读上面。中国历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名著都是我喜爱的。中学后期，又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了不止一遍。就连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也读得津津有味。我生活在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因此，介绍毛泽东同志早年求学、革命经历的书籍，中外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我渴望像书中的人物一样，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了强健体魄，我坚持清晨早起，跑步、登山；为了磨练意志，在秋冬季节洗冷水浴。我还曾寻找机会，试图在机关宿舍租间小屋，脱离开父母的护佑，独立生活，锻炼成长。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将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了解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既不图名也不图利、义无反顾地报名上山下乡了。

我下乡的地方是曲阜县董庄公社，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整劳力干一天，才挣2角7分钱。知青受到优待，整劳力一天可以挣到4角2分钱。知青点集体开伙，安排了一位社员专门给知青做饭。主食通常是煎饼。地瓜面、高粱面混合在一起摊的煎饼又干又硬、韧劲十足，常常把嘴角磨破。菜大多用清水煮，油很少，几乎看不见肉。于是，我体验到了什么叫“饭菜难以下咽”，也改掉了不吃肥肉的生活习惯。及至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才明白，知青的生活水平本不该是这个样子。那是一个早晨，我照例到伙房领取了早餐，边向宿舍走着边咬了一口馒头，随即又吐了出来。因为馒头已经严重变质，不能吃了。刚好路过猪圈，就把变质的馒头扔了进去。知青带队干部很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召集全体知青调查。我心中坦然，就当众主动承认了此事，并试图说明原因。不料，带队干部根本不听解释，也不作进一步了解，劈头盖脸就给我扣上了几顶大帽子。这种招式，虽说在“文革”中常见，于我而言却是人生第一次。我感到委屈痛苦，也非常愤怒。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处在今天带队干部这样的位置，一定要关心属下、善待属下，决不能成为昏官。这是下乡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刻骨铭心的一课。可能与此事有关，知青的伙食问题引起了上级重视，给知青做饭社员的经济问题也随之暴露。自那以后，改由知青轮流值班做饭，知青点的伙食水平随即有了质的提高。

我是自愿下乡的，劳动中自然不甘落后，处处争先。从一个细节便可以看出。初到农村时，我不会推独轮车，即使推空车也摇摇晃晃，走几步车子便倒。但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锻炼，我就能熟练地驾驭载重600斤的独轮车，并且一干就是一整天。综合我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和劳动量，我被评为整劳力。

所有知青都被分配到生产队，随所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刚到生产队没几天，队长就给我安排了一件差事，到曲阜县化肥厂拉200斤氨水。这趟差事虽然往返近80华里，但我并不打怵。因为中学拉练时，我最多曾一天走过100华里，那年才15岁。可当我领出地排车和盛放氨水的汽油桶时，却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地排车能用吗？车上没有车袢，这意味着无法借助肩膀的力量，只能依靠双臂的力量。再看车把，一个长一个短，而且因经年累月地使用，已被磨得又细又光滑，像极了削尖的铅笔。握住车把向前拉几乎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人在车后，握住车把往前推。用这种车干活，有劲根本使不上。生产队长派活时安排了两个人。再看那位搭档，约莫有50多岁，身材瘦小，不像是能干体力活的人。路上聊天时得知，这人成分不好，是个地主，在那个年代属于监督改造对象。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忍心把这么难驾驭的车交到他的手里。于是，一路上我独自推着车，他随后跟着，历尽艰辛赶到化肥厂。装好氨水往回走时我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200斤氨水装在汽油桶里只有半桶，车子一动，氨水就在桶里不停地晃，进而带动车子起伏晃动。那种感觉，就好像手里按着一个在不停运行的跷跷板，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很大的气力，才能控制住车子的平衡。一路上，如果不是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激励自己，那天很可能就回不去了。咬着牙走到半路时，太阳开始落山了。夕阳余晖本是一幅美丽的图景，可在当时的心境下，却让我联想到了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所描绘的场景：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回到村里时，已是家家灯火，大地漆黑一片。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让我们使用这样的工具劳动，究竟是为了磨练知青，还是为了改造地主？抑或是一举两得？

1975年，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展开的时候。因此，农闲不闲，反而更忙。下乡后经历的三个冬季，几乎全是在野外度过的。头一年整修高标准大寨田，第二年疏浚拓宽河道，第三年开挖机井。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时间也特别长。以第一个冬季整修大寨田为例。早晨天不亮就要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工，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因工地离村子较远，晚上就睡在搭建于旷野的窝棚里，真正实现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出工时间达到十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身体像散了架一样；伙食谈不上营养，但可以填饱肚子；晚上睡在地铺上，窝棚里到处透风，好似睡在冰窖里一般。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

最令我难忘的，则是1976年夏收。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下地干活，除了三顿饭的时间，几乎全天都在地里。割麦子本就是个苦差事，更要命的是，那个年代的麦子因种子质量、水、肥、麦田管理，都远不如现在，普遍长得非常矮小。我身高一米八，收割长势一点也不喜人的麦子，每弯一次腰都十分艰难。有的地块，一垄麦子长度可达一、二百米，割到地头时，腰已经不属于自己了。麦收必须“抢”，所以，每天晚上还要到麦场上给小麦脱粒，通常要干到12点甚至更晚。这样大的劳动强度，我仍然觉得不足以显示决心与干劲，就又向生产队长提出申请，希望夜里在麦场上看护麦子。生产队长很痛快地答应了。看场时，夜里允许睡觉，却睡不踏实。特别是夜里的露水，把毛巾被弄得湿漉漉的，像洒了水一样，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每天早晨醒来都感到疲惫不堪。麦收结束后，我整个人瘦得脱形了，还患上了关节炎和胃炎。

这种强度的劳动，足以把大多数人拖垮；即使身体不垮，也容易心生怨言。而我却觉得苦中有乐，一直干劲十足。因为，我心中有梦。我在农村时的梦想是：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练，成为一名优秀的知青，早日加入党组织。然后，就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或参军入伍。这是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下来的动力。我为此付出了真诚和努力，政治上积极上进，劳动中努力争先，农村中的各种脏活累活几乎都干过，而品尝到的却是苦涩。何时能实现梦想，看不到一丝希望。

有段时间，我内心极度苦闷，不解、彷徨，找不到答案，又无处诉说。于是，许多个夜晚，我只能站在夜幕下，遥望着满天繁星，与自己对话。思绪从茫茫宇宙到银河系，再到太阳系，最后落脚到地球，想象着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是那么地渺小，而就是在这个“渺小的地球”上，竟然生活着几十亿人。然后问自己：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或饥寒交迫，或无家可归，或被病痛折磨，或生命受到威胁……。与他们的遭遇相比，你遇到的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便觉心中释然，又有了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勇气。仰望星空之外，读书，也是我忘却烦恼、充实内心的一种方式。当年倡导阅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经典著作，就是在下乡期间通读的。

在我人生最苦闷的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邓公的英明决策，给无数年青人带来了希望。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我选择了文科。备考过程是艰难的，也是愉快的。不在此详述。

考试日期转眼就到。考场设在邻村的一所学校里。考前紧张通常是难免的，可高考那两天，我却出奇地平静。第一场考试开考前，站在考场院里的一棵树下，我一边打量着神色各异的考生，一边想着当时的传言：“文革”10年积累了大量应考人员，考试竞争会异常激烈，尤其是文科，有可能百里选一。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我所在考场的院子里，大约有百名文科考生。我在心中暗想，如果这群人中只考中了一个，就应该是我！据说，那个考场果真就只考出来一个。全公社参加高考的知青中，通过录取线进入体检和政审环节的只有两人，另一位好像是理工科考生。遗憾的是，他最终落选了。

当年填报志愿时，既没有分数作参考，也没有任何经验，像是在押宝。家中长辈建议我填报曲阜师范学院，我却自作主张填报了山大和山师。三个志愿依次是：山东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师范学院政治系。

录取通知书是在知青点收到的。先前从别人口中获悉，那天是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最后一天。那天，正好轮到我值班做饭。说来奇怪，尽管日期夜盼，一直未收到通知书的我，内心却没有丝毫焦虑。约莫下午4点钟光景，我正倚着知青点伙房的门框，望着远方出神，忽然看到一个身着邮政服装的男子骑车朝我驶来。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心里默默地念叨：应该是送录取通知书来了。当他把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递给我时，“山东大学”几个字赫然出现在眼前！我内心一阵狂喜！签收通知书后，我抬头看天，天是那么地洁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都令我感到亲切；周围的景物还是原来的样子，却又好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想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亲人，我想放声歌唱，我想……。当时的感觉，只要给我一对翅膀，立马就能飞起来。

（二）

在期待中，迎来了入学的日子。山东大学久负盛名，但77级入校时，因“文革”刚结束不久，山大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记得新校的西墙，缺失了很大一块，一眼就能看到校外的麦田；午休时，卖豆腐的商贩竟能一路吆喝着进入校园，不免令人生出一丝丝怅然。好在学校深厚的底蕴仍在，有良好的校风，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拿哲学系来说，许多专业教师理论功底扎实，学养深厚，诲人不倦；行政管理教师则待人和蔼，做事认真负责，受到同学们的尊敬。我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可开学不久我就发现，比较而言，我对历史和诗歌、散文的兴趣更浓。这着实让我苦恼了一阵子。尽管如此，我却并不后悔报考了哲学系。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山大哲学系77级，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积极上进并且充满着温暖的集体。有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和倍受同学们尊敬的班长，有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各异、经历不同，却又都好学上进的50多名优秀

同学。这个集体温暖着我，也激励着我。着重说说我所在的三组吧。全组10个人，8男2女。袁玉骝、于炳贵是受到全组尊敬的老大哥，凡事给全组同学做出表率；魏金陵、李培林、刘兴章、刘仲明、傅有德也都比我年长，对我有着不小的影响；李金蓉、庄超英则是三组的两朵金花，在集体就餐的那段时间里，主动承担起了为全组服务的事项。后来，张立勇入住我们宿舍，也成了准三组成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非常可贵的品质，让我受益匪浅。与三组同学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至今回忆起来，仍十分温馨。在全组同学中，与我交往最多的是于炳贵同学。入校前，他就已经是临清县委党校副校长。他极富正义感却又待人宽厚谦和，理论功底扎实却又不骄不躁，兴趣广泛，学习刻苦，处事稳重，计划性强，乐于助人，严于律己，大事很清醒，小事不计较。首先是被他的这些品质和理论素养所吸引，继而发现他也爱好中国古典诗词，我们两个人就有了许多话题，经常晚饭后约在一起散步交流。后来，他又与张盛忠同学一起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可以想像，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之中，你怎敢懈怠，又怎能不进步！有件事，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对班集体的深厚感情。体育比赛，可以折射出集体的精神风貌，事关集体荣誉，在高等院校中普遍受到重视。山大也不例外。

入校不久，就赶上了山东大学春季田径运动会。班里动员大家报名参赛。记得那次我和李培林、赵瑞林、周向军等同学都报了名。结果，我参赛的跳远、三级跳远均没有进入前八名。在感叹山大体育人才济济的同时，也感到愧对哲学系、愧对推荐我参赛的哲学系77级。还在赛场上，我就暗下决心：下次运动会，一定要为哲学系、为哲学系77级争光。好像是在半年后的全校田径运动会上，我就拿到了跳远冠军，三级跳远也进入前几名。并因此入选了山东大学田径队。

在校田径队中，我是为数不多的、中学时代没有在业余体校接受过系统训练的队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只能自我加压，练得比别人更多更苦。增强下肢力量，需要进行大运动量的负重深蹲练习。我在宿舍里睡上铺。有段时间，因为运动量太大，休息时我竟上不去床了。没办法，只能先把身体一点一点挪到摆在床前的书桌上，再扶着床慢慢地从书桌上站起来，最后借助双臂的力量撑起身体，完成上床的动作。

那个年代，学校的运动场地条件很差，跳远和三级跳远助跑跑道又硬又不平整，我在训练中常常脚踝受伤。田径训练，不仅苦，而且十分枯燥。如果仅以强身健体为目的，我完全可以选择更有趣味的运动项目。支撑我在四年中坚持下来的，主要是我对集体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集体荣誉的强烈渴望。

在校读书期间，我代表班级、哲学系、山东大学参加过多次田径运动会，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次代表山大参加的驻济高校田径运动会。时间是1981年深秋。当时，已临近毕业，我正在临清参加班里统一组织的毕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接到通知，让我返校参加田径运动会。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渴望为山大再做一次贡献，同时也在人生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备战依旧是艰辛的。在训练中我不慎感冒，接着又重感。那时还不懂得感冒后需要休息的道理，以为出出汗会有利于治愈感冒。于是，一直带病坚持训练，以至于感冒反反复复持续了许多天，始终未愈。转眼就到了运动会开幕的日子。记忆中，那是一个阴天，整个天空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灰布笼罩着。参加入场式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异常沉重。我的心也随之变得沉重了起来。跳跃项目靠的就是双腿，如果连走路都感到步伐沉重，怎么参赛？而那天恰恰有我的跳远比赛项目。思来想去，没有办法，只能打一针封闭试试了。以前听说过专业运动员在带伤参赛时，常常会选择打封闭。打后会不会影响健康？我并不知道，也顾不上了。打完封闭，双腿的沉重感似乎轻了一些，心中的压力也小了一些。

跳远比赛时，正好赶上逆风。那天，像中了邪一样，我一向都很自信的助跑，竟然跑得一塌糊涂。前5跳，好像有三次因助跑踏板犯规，没有成绩；另外两次，也因步点不准未跑出节奏，导致成绩不佳。顷刻间，巨大的压力袭遍全身，失意、自责、无助、不甘，各种情绪齐上心头。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这是你代表山大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平时训练，流了多少汗、受过多少次伤，你自己最清楚！不能辜负学校的培养！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最后一次机会，必须把握住！要相信自己！我迅速调整好情绪，重新丈量了助跑距离，把助跑的起始点大胆地向后挪了足足有半米。最后一跳，我追求的是全力助跑，跑出节奏，踏板后的空中动作协调舒展，即使踏板时吃亏也在所不惜。裁判举旗示意后，我深吸一口气，脚下随即启动，步伐坚定有力，速度越来越快，起跳腾空的一瞬间，身体完全舒展开来。落进沙坑的一瞬间，我清晰地听到了一阵惊呼声。裁判举旗示意，成绩有效。丈量人员报告：6米35。喜悦，涌上了心头。这是我跳得最远的一次，距山东大学已多年未被打破的男子跳远校纪录只差三厘米，并且夺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比赛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最后一跳的成绩刚刚报完，就走过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拽到了踏板跟前，指着我起跳后留下的鞋印对我说：看看有多悬！再往前1厘米就踩线犯规了！回顾这次比赛，从赛前训练到比赛过程，困难重重；最后一跳又如走钢丝般惊险。好在结果令人满意。难道这就是天意？让我有机会在毕业前，再一次回馈山大。

（三）

毕业后，我留校担任了哲学系81级辅导员。接手前，系里向我介绍了81级的情况；开学后，我又作了一番调研，感到压力不小。接手81级时，他们已入校半年，在打基础的阶段却没有打好基础，突出表现在：纪律松弛，作风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并已形成习惯。工作千头万绪，该从何处入手？一番思考后，决定三管齐下。其一，在思想感情上融入81级这个集体，成为学生的贴心人。在日常工作中，广泛地与同学们谈心交流，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关心他们的进步成长，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在担任辅导员期间，我几乎没有睡过完整的午觉。其二，提前改选班委会，形成坚强有力的学生工作领导集体。为确保选举达到预期目的，在选举的程序、方式等方面又不留下瑕疵，我事先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工作方案，并向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汤光森老师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改选结果非常圆满。其三，立规矩。抓住关键的人和有影响力的事，下大气力整顿纪律作风，努力形成“令出必行”“有禁必止”的良好风气。经过一个学期的不懈努力，81级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两个班的班委会和团支部工作也都运转良好，在学生中发挥了应有的引领带头作用。留校一年多后，我调入省直机关。走时，与81级的90多名同学依依惜别。这段工作经历，虽时间不长，却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处、厅两级岗位上，特别是在分管干部人事工作期间，抓班子、带队伍，解决难题、扭转困局的许多灵感，就源自这段工作经历。

或许是因为有着上山下乡和在基层挂职锻炼的经历，我对基层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被他们的命运所牵动，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我离开山东大学后，先后在几个省直单位任过职，既从事过文字材料、干部人事、装备财务等综合部门的工作，也从事过业务工作，但缺少直接服务于基层群众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好在临近退休时，得到了一个机会。2015年，我在省司法厅领导班子工作分工调整时，接手了法律援助工作。这项工作，在中央层面受到高度重视，专门发过文件。因为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在分管后的第一年，跑了34个县（市、区）。每到一地，不听汇报（汇报材料带回），直接检查工作卷宗，掌握工作发展、经费发放的第一手数据，了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队伍建设、办公场所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当地领导面对面交换意见，现场解决问题。多次召开法律援助律师座谈会，了解法援律师的苦衷，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连续约谈了几个局的局长和分管局长，针对这些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就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情况，在全系统组织自查、检查活动，堵塞漏洞；建章立制，规范工作；积极寻求省财政和业务上级的支持，提高全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经过一年努力，许多长期困扰基层的问题得到解决，全省法律援助工作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得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在我退休那年召开的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上，我脱稿讲了很长一段话，谈到了我对这项工作的理解与期盼，倾诉了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发自内心的感情。会后，一些代表主动找到我说：你脱稿讲的那段话，我是含着眼泪听完的。

回顾大学毕业后30多年的工作经历，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没有辜负父母对我的教诲和期望，没有辜负学校师长对我的培育，没有忘记站在党旗下宣读的誓词。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成长中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滋养。唯物辩证法，帮助我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让我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人、看事；带队伍时不仅有普遍要求，更注重对干部的差异化管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我懂得，人是第一位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见事不见人，应当及时了解干部所思所求，如果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下属，工作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慎独的思想，使我始终牢记初心，洁身自好，守住底线，不触红线。若要在几十年工作中挑出一个最难忘的时刻，我会挑选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度过的那个夜晚。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我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那一刻，令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终生难忘！

转眼间，我已过了花甲之年。曾经的岁月，有两段常常进入我的回忆。一段是上山下乡。如前所述，我是带着梦想下乡的，而生活却让我品尝到了许多苦涩。我并非苦行僧。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常被我忆起，而且并没有让人痛悔的感觉？我怀念什么，追忆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找不到答案。现在我明白了：那段生活常被我忆起，是因为它与我的青春紧紧相连，让我魂牵梦绕，割舍不下。在农村，我奋斗了，虽历经磨难，却没有沉沦，而是不断成长，日渐成熟。那段经历，让我初步了解了社会，懂得了从社会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真实更有用。了解了底层群众生活的艰辛，这为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带着感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奠定了基础。艰苦的劳动，则磨练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乐观主义的精神。那段生活，是我人生中的一次洗礼。时隔这么多年，却让我始终割舍不下的，其实是我曾经拥有的一段青春以及带有鲜明青春印记的奋斗历程。

另一段常被忆起的，则是在山大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代人大多历经坎坷，却又赶上了美好的时代。考上山大，成就了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在山大求学、工作的经历，又使山大成为孕育我新的人生梦想的摇篮。毕业后，我多次回到母校，每一次都倍感亲切，随便一个场景，都能勾起我美好的回忆。不论身在何处，想起母校，都让我生出深深的眷恋。这种情感，恰似我在一首小诗中对母校所倾诉的：你，是一张照片，虽已泛黄，却留住了我们青春的容颜；你，是一只琴拨，常在不经意间，拨动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根琴弦；你，是一碗老酒，只需轻轻一抿，便感到周身温暖；你，是一首恋歌，纵使已两鬓染霜，我还想再唱一百年！

行文至此，我要深情地发出自己的心声：我爱你，山大！我爱你们，同窗四年的同学！

    2023年立春夜于济南

文：吴溪清

图：吴溪清、《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