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夏一个平常的夜晚,紧张的上课和自习后,熄灯前的十来分钟,同宿舍的老大哥们谈及某同学日后必有大的发展时,纷纷开玩笑说,到时我们靠写回忆也能成名成家,比如“某某的大学时代”,“我所认识的某某”,“某某二三事”……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同学们如今功成名就,我也可以借助这些现成的题目来做点文章,忆念山东大学哲学系七七级那个人人朝气蓬勃、个个好学上进的集体,回望那个花儿香鸟儿鸣的青春时代。但我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惭愧,惭愧。
有人说,往事如烟。也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如烟也罢,不如烟也罢,“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不必艳羡杨花柳絮白玉堂前翩翩起舞,更不必感叹它的三春事业随风消散了。人生如寄,何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率性而为,再“搅和”一次!
我入学时不满十七岁,是班里的小弟。老师,固然是我的授业恩师。各位学长,同样是我的老师。大学时代,成长的时光,帮助我搭起了知识框架,建构了思维方式,奠定了“三观”基础。老师的教诲,学长的关照,让我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享受着轻松快乐的人间四月天!
我那时学习爱刨根问底,遇到问题就叨扰学长,往往是直接请教,也有观察、模仿、自问自答,自以为最特殊有效的方式,还是“搅和”。我发现,学长们知识多,水平高,思维成熟,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刻见解,但大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而我,本是小白一个,爱跑图书馆阅览室,各种书报能看尽看;又爱思考,喜欢生拉硬扯,把刚学的理论关联到某件事情上去。我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制造“话题”,学长们则轮番为我解疑释惑。常常是我的问题一提,几位学长就吵起来。我则两边帮腔,哪边强势就成了我争吵的对象。在这种“搅和”中,我自己知识增加,认识加深,受益匪浅,同时也活跃了大家学习的气氛。“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李芹大姐十年前就催促我写点回忆,晓武兄持续不断地鼓励和提醒。这次又有李宏祥班长和袁玉骝等诸兄共同倡议,希望利用好毕业四十年这个契机。“否则到我们毕业五十、六十年时再整理可能就有些困难了。”这号召很让人心动。的确,莺愁蝶倦,柳绿花红,当下即是良辰美景,干嘛还要等来春呢。于是,我不揣浅陋,不避空泛,任意念横流,泥沙杂陈,再次“搅和”于众学长面前。呈上“拾零”数则,烦请一哂。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搅和”有趣且有益,就再“搅和”它一次。
报 到
在济南火车站广场,我们找到了学校的迎新大巴。从村里骑自行车到公社驻地,再坐公交车到辛店,再乘火车到济南,三百里地,整整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仰望着济南火车站那高耸的塔尖,“胶济铁路”终于对上了号。父亲送我来学校,坐上校车,我们感觉踏实了。迎新车一到校,就被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包围了。大家拥挤着,喊着,找人,找行李。
哲学系的迎新阵容很强大,站着的,坐着的,报到处有十几个人。我刚递上入学通知书,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大声说到:这是我们系最小的学生,才十六岁呀!我出生于1961年9月,按传统的算法,虚岁十八了。自高中毕业后,总想做点事情,不愿意被说小了,于是嘟囔着更正。但我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人们的欢笑声中。行李则被一个敦实的中年人抢走了,他把我的被褥扛在肩上,走得很快,我还没追上就到了宿舍里。五组六组同住一个大房间,老师们照顾我,专门把我安排在下铺。后来知道,大声说话的是系主任臧乐源老师,抢着扛行李的是龚兴老师。
刚放好行李,就来了一个同学。大高个,大脑袋,大眼睛,穿着绿军装,说话极快,他问我哪一年出生的,得到答复后马上自我介绍,“我叫唐少杰,是班里第二小的”,接着一秃噜给我介绍了学校、班级、同学、报到手续等情况。随后又问,作文你写的哪一天?我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忙别的事情去了。
作文《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高考第一天。参加高考,人生大事,固然不同寻常,更让人痛快的是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1968年春天上学, 1977年7月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青”,唯一的出路就是“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又一年。高中毕业作文,题目是《给大队党支部的一封信》,明确要求写上“扎根于土,服务于农”。我是农民的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感情,愿意“服务于农”,但我不认可“扎根于土”这个前提。心里不服,笔下不写,来了一个默默地抗争!这次恢复高考,终于理通气顺,心情畅快,于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开头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我到公社参加了高考。结尾是: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考场上我交出了第一张考卷。我希望这一天能改变我的命运,也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待党和人民的选拔。这篇作文水平可能不高,但论写真情实感,痛快淋漓,是我迄今未曾再有过的。今天回想起来,文中把恢复高考之功和我的感恩之情,统统归于华主席,似于邓公不公,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这种归结在“政治正确”方面还是大概不差的。
其实,不仅高考这一天,我高考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难忘的。我是10月底得到高考消息的。当时我的母校临淄二中为高考专门办了一个复习班,以我们高七级为主,五级六级都有,共50个人。老师们记得我,专门通知我参加这个班,还安排我担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大队里一些人认为,上大学还得靠推荐,两年劳动锻炼是基本条件,要我莫要妄想。经过艰苦的争取,我最终还是上了这个班,得到了大约三周集中复习时间。但错过开始那十来天的复习,让我报名时选了文科,山东大学哲学系为第一志愿。高考后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体检请了一天假,分工的土方回来还得接着挖。得知考取时,我正在麦田里施土肥,小伙伴们为通知我,轮番大喊,恨不得让全村都听到。那年高考很热,报名热,发榜更热,据说区里张贴了大红榜。但春节前后村里战天斗地的气氛很浓烈,“一直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那年腊月没有三十,二十九即除夕),参加高考占了我劳动的时间,这些日子我就补上吧。就这样,我很淡然地等着,等着,在大干苦干的劳动中,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元宵节(2月21日)那天,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大哥用力捶着我,连声说“争气,争气,争气”。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普大喜奔”,大家好像比我本人更兴奋。父亲、母亲和兄长一直忙里忙外,帮我准备行装。而我这段时间好像成了看客,走亲访友,接待来访,一遍又一遍地接受祝贺,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教导。父母的嘱咐反倒十分简单,大概就两句话:不要想家,有事来信。但是,父亲送我到学校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临离开时,父亲说已拜托老师们好好教育我,让我听老师的话。父亲的话,和他带我上小学报名时说的几无差别,坚定的语气也与那时别无二致。父亲信任我,信任他的儿子。
报到了,大学生活就开始了。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山东大学这所名校,感受着老师和同学们一开始就营造出的火热的氛围,我默默地念着伟人的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真理标准”学思悟
迎新会上,臧乐源主任朗诵他的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价宝》,激情澎湃,声如铜钟,一下子就感染了我。第二天入学教育,臧老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六个观点。一句话:“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六个观点:物质、矛盾、实践,生产、阶级、群众。这种概括从此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我讲马哲,给各种层次的学生、学员宣讲,用的都是这个框架。
对我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莫过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莫过于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时候,我们正在学辩证唯物主义。樊瑞平老师全面讲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讲得精深醇熟,就像绕口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它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它的认识论即唯物又辩证,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第一时间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感到文章的某些提法与课本上不一样,课间就向樊老师请教。樊老师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鼓励我说,要多学,多看。事后想来,樊老师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倾向明确,态度坚决。这也是当时系里老师们认识的主流。当年十月在山东大学召开实践标准研讨会,“战友攻关聚济南”,樊复升发表“实践标准三要素”,是为明证(注: 樊复升是樊瑞平、王复三、周立升三位老师合作发表文章的笔名,署名樊复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樊老师还只是笑着鼓励了我。
没想到的是,形势发展很快。这学期期末考试,最后一道论述题竟然就是“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分呢!我的答题较为全面,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这个标准是唯一的,除此没有别的标准;科学理论、逻辑证明、政治权威等都不能作为标准。记得有同学看到答题要点后很不服气,说题目中没要求回答“什么不是”呀,怎么还扣分了呢?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会议的主题、时代的潮流。我愈益坚定了“实践标准”,把它尊奉为真正应该的“坚决拥护”和“始终不渝地遵循。”大学期间我一直关注着真理标准讨论和研究的进展。后来做毕业论文,我起初试图写《论实践》,李武林老师精心指导,谆谆教诲,教我“小题大做”,不要老虎吃天。由于原定的题目实在太难了,我最后换了个具体点的,花了不到一周时间,写成了《论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四十多年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始终伴随着我。它深入骨髓,久而弥坚,始终是护佑我“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先天功。按照这个标准,我改进了臧老师宣讲马哲的框架,一句话,我换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因为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唯物史观”的精髓。六个观点则减为五个,“阶级”被淡化掉了。去年开展党史教育,学“七一讲话”,我谈体会,围绕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贯穿其中的根本观点即为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才能不唯上之领导,不唯书之经典,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理论和实践一道推向前进。
吃饭问题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之于我也和天一样大。刚入学时,我老是觉得饥困,饥肠咕噜,影响学习,也影响睡觉。
报到当天,拿着刚领到的饭菜票,我立刻去了食堂。饭票为纸质,分为面票、米票、粗粮,加上菜票,大约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粉黄蓝绿四种颜色。大概还不到饭点,食堂里人不多。我拿出两张面票递过去,师傅没有接,提醒我说:一张四两,两个馒头。我说:就买四个。一顿四个馒头,是我当时的饭量。这还只是小饱,不算放开吃。师傅的提醒警示了我,让我发愁:就算早晚少吃点,也得五十多斤,而一月35斤定量。我这一顿就吃了两顿的饭!一顿如是,顿顿何如?
我的家乡临淄,是齐国故都,经济文化繁盛之地,号称“地无寸碱”,黄河不淹。那时我生活的村子,还不通电,不通公交,每天的工分大约值五毛钱。农民有饭吃,但没钱花。我的被褥和衣服,是母亲赶着时间做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忘不了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嘱咐我,时而忧思时而欢笑的神情。看我只有一件上衣,大哥把春节买的一件新的迪卡蓝色上装脱给了我。这样,我的两件上衣一大一小,我自己那件,因长了一岁,很紧身了;大哥给我这件,就长大了不少,大哥身高一米八,我只有一米六五啊。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父亲还是早为我做了准备。当时上大学是要迁移粮户关系的。我是农村户口,要带着四个月的粮票报到。而这粮票,要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粮户关系迁移证明,推着小推车,就是那种陈毅元帅赞誉的推出了中国革命的山东小推车,装上粮食到公社粮站去换粮票。经村里上过大学的人提示,父亲找熟人帮忙,多卖了几十斤粮,而且卖的都是小麦,这比卖玉米每斤可多得四分钱。这样,除了上交学校的,我手里还存下了四十多斤粮票。算下来,一个月加上十斤,不至于很饿了。
问题是没有钱。买饭票一斤粮票要加一毛八分钱。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带的现金总共只有30多元。那是提前支取的父亲出民工的补贴,加上卖粮的剩余部分,还有亲友祝贺我上大学的少许礼金,杂七杂八凑出来的。路上买火车票、汽车票,到了学校买书、笔记本、墨水,还有牙膏牙刷、毛巾、暖水瓶等,一下子就花了个七七八八。我想到一个以菜票和粮票换饭票的办法,想试一试,又有点胆怯。那天,我去买饭票,黄仕军、张鲁建、侯培德等同学陪着我,给我壮胆。我不好意思地提出来,用菜票支付买点饭票。二位女老师,商量了一下,很痛快地同意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真是个大道理呀!
第一学期是集体用餐,一组一桌。周末的饭菜票发给本人,灵活掌握。周六晚饭,是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济南的四位同学回家了,八个人的粥和菜,我们四个人用。当然,我每次都是吃的最多的那个。一大碗玉米粥一大碗水煮菜下去,腹饱肚圆,很是惬意。饭后提上马扎,成群结队去看一场露天电影,一周的紧张就一扫而光了。
真正吃饱吃好是军训的时候。据说给我们每人每月加了十斤粮。女同学吃的少些,我们这几个大肚汉可以放开吃。记得包子最好吃,人人狼吞虎咽,一口气可干掉十多个。一个多月下来,肚子里有了油水,往后就不那么饿了。
长久的办法不用多操心,班里给了我一等助学金,寒暑假回家省下的饭菜票补贴平时,每月四十多斤的饭量,我一直保持到毕业。真正挨饿,是我毕业后到兰州工作那一年,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我不仅吃饱了饭,还吃好了胃。到毕业时,我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一,体重还是六十二公斤,抽了条,也结实了点。曾经有很多年,同龄人到一起,每每回忆饿肚子的生活,年轻人总以为是天方夜谭。中国人真正解决吃饭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靠的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5年粮票的废除。如今倡导文明用餐,“光盘行动”,我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的。
关于“执伞云游”的辨证
一天晚上,谈论《西行漫记》。一位同学说,斯诺“文革”时期到中国来后,还写了《漫长的革命》。其中说到,毛主席接见送他到门口时,斯诺问毛如何评价自己,毛哈哈大笑说,“我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吃惊,一时间议论纷纷。毛主席在我心里,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当时又正连读带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传言的“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等诗句,觉得“孤僧”情调与毛主席的豪迈气概相差太远。但有同学说,毛主席当时已到晚年,加上“文革”失败,晚景凄凉,有这种心境也很正常呀。然而,我一直心存疑问。
若干年后,我见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长者。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江青大喊大叫,“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美国人听傻了,找了一帮专家也闹不明白什么意思。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毛主席当年说的,一定是“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也只有这个说法,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人格和狂放个性,才能将“虎气”和“猴气”集于一身,也才符合当时的语境和情景!
我为此查了有关资料。2014年12月《书摘》发表的胡松涛“品读毛泽东用过的几则民间话语”一文,讲得比较清楚。该文说: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他对斯诺说:“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斯诺显然不懂得中国的歇后语这种语言样式,于是他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翻译为“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样的翻译,歪打正着,弄拙成“巧”,倒是刻画出了毛泽东独立特行的品行,极富诗意空间。1990年前后,有个电视片叫《世纪行》,其中有一段解说词说:“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持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前面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这就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了。更权威的解释,来自于熊向晖《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事实》、龚育之《关于“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他们都对这个误传进行了澄清与纠正。
这件事让人感慨。我的英语一直不过关,要学得好的确也很难。严复在《天演论》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翻译难,文化交流难,文明的交流交融更是难上加难!
初历“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我在大学期间所经历的那“一步”,或可为我国人民民主大发展增添点有趣的记忆。
1979年初夏,学校所在的济南市历下区选举区人大代表。那是第一次县级人民代表直选,方方面面都很重视。由于我是全班唯一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系领导特别关照,班长专门和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其实,我之所以没有这个权利,不能参加投票,是因为我未满十八岁。我没有任何想不开,更没有什么情绪。
系领导之所以这么重视,恐怕还与当时大学生中的竞选热潮有关。据说北京一些大学的竞选搞得热火朝天,我校经济系、中文系已有些动静,现在过去了四十多年,县级人大代表选举还在一如往常地进行,大家也只是以平常心看待它了。如我所在的选区,已经连续多届都是女性候选人,我们这些男性公民只有选举权而实际上没有被选举权,大家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当选的人当成一种荣誉,他们和选民的关系只是投票和被投票的关系。既不用了解选民意愿,也不用向选民报告工作。如此而已!
与选举相映成趣的,是协商。协商民主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人民政协就是一个专门的协商机构。大约三年级上半年,兼任团支书的庄平大姐发表讲话: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只是记得当时我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怎么不知道?”庄大姐只是笑了笑,组长李敏同学却不干了,教育我说,“你算一个方面吗?”这问题有如当头棒喝!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体会到,对于一个决定,一项制度,的确只同少数人商量即可,而且越是重要的事情商量的人越要少些。而一个人要有发言权,先要成为“一个方面”,否则是不行的。
说到代表那个方面,当时在班里我是有两次机会的,除了上面讲到的属于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以外,还有一次就是系领导批评谈恋爱现象,不让男生去女生楼,而班里要组织活动,需要通知女同学,方宏建同学笑着说“志功去,志功去”,这时,我就成了没有嫌疑不用担心瓜田李下的那个方面了。
趣谈归趣谈,民主确实是个大题目。“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民主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生根、开花、结果。近年来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一个新的成果。西方对我们的排斥和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当然,民主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西方没有一以贯之的民主,英美民主在世界范围也只是“地方经验”。但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与国情,作为地方经验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现有的成果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在发展中,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发展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
虚壹而静与自强不息
周立升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开篇不凡。他引用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说,对大家寄予厚望。周老师是背诵的,不疾不徐,面带微笑,极富感染力。一遍诵罢,我不仅记住了文辞,也记住了老师的音容笑貌。后来多次听人引用该说法,但再也没有那个感觉了。
那时教材不成系列,许多课用油印的讲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煌煌四卷,就成了大宝贝。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问题。教材正文说: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这个宇宙观的最高范畴,是朴素唯物主义。但在附录里又说:道是虚无,是唯心主义。我很困惑,觉得自相矛盾,求教于周老师。周老师教育我说,这体现了任继愈先生治学的严谨,也体现了他认识的深化。后来在课堂上,周老师还讲了两个《孙子兵法》的发现过程,说: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孙膑兵法的存在,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孙武兵法,又出土了孙膑兵法,这个问题才真相大白,争论也才告一段落。由此告诉我们哲学史研究的不易和史料的重要。
刘大钧老师新开《周易》研究。那时他还很年轻,背诵经文随口而至,吟诵如歌,我只是记住了歌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刘老师系统讲了乾坤之相对、泰否之转化、既剂与未剂等。他精解乾卦,阐明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由弱到强、盛极而衰的道理;他多次崇敬地提到高亨先生,这引导我后来读了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我特别想知道怎么算卦,大家也有兴趣,听到刘老师开始诵念算法,群情振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可是,到此就没有下文了,刘老师留给我们的只是神秘地一笑。
我推崇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期望“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刘老师告诉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也很赞赏荀子的“大天而颂之,何如制天命而用之”。但期末考试,周老师考的却是“虚壹而静”。或许,自强不息加上虚壹而静,才是国人心目中刚健有为的谦谦君子形象。《菜根谭》有言:“心不可不虚,虚则义理来居;心不可不实,实则物欲不入”。虚,即虚壹而静;实,即自强不息。
现实生活却不尽然。许多人崇尚“人定胜天”,不知大自然的惩罚;放言做事到“极致”,不知物极必反。我的体悟是,“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如此才能清心寡欲,中庸平和,改己之过,容人之错,学人之长,避己之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人处事之道,谦虚而已矣。
伫立灵岩
1980年10月末的一天,我们赴灵岩寺现场教学。先从济南集体乘车两个多小时到长清的万德火车站。那是一个小站,除了我们一行并没有什么旅客。再步行近两个小时,才到灵岩寺。回程还要赶火车,来去匆匆。我兴高采烈而来,潦草观看,浮光掠影,只是带了点模糊印象回去。
李传明老师课上讲过,佛教传入中国,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儒道释合流。灵岩寺地处泰山之阴,是佛教的重要山林。从北魏起,到唐宋明清,几兴几废,大起大落。繁盛时曾经有僧五百人,禅房数百间,供地两万亩。如今大雄宝殿、千佛殿、辟支塔、墓塔林等尚存,伴着郎公石可公床的传说。回校后查阅有关资料,我写了《灵岩寺观记》:
山路灵岩曲径深,石桥通灵更无尘。
五百罗汉千般像,一柱青檀万岁身。
郎公可公神圣事,辟支慧崇寒鸦林。
今日残红空梢立,来年西风与谁人?
这次来参观,只有我们一帮学生,谈笑游乐,兴致勃勃。未见香客朝山、信众礼佛,也未见和尚念经、武僧护院,只看到一些古建筑、古树木。飒飒秋风中万木萧瑟,掩映不住佛殿塔林的斑斑陈迹。空山萧疏,古刹苍凉,让人徒生感叹!有同学慨然问道:“灵岩依旧在,和尚哪去了?”
我那时喜欢诗歌,爱读也爱写。“为赋新诗强说愁”,当场构思了长诗《伫立灵岩》。现已想不起全文了,记得共三节,一百二十多行,分写所见、所感、所思,三节的开头是:
“伫立灵岩,我的心儿醉了。呼一声朗公,可曾知晓?”
“伫立灵岩,我的魂儿飞了。呼一声朗公,可曾知晓?”
“伫立灵岩,我梦醒心碎了。呼一声朗公,有谁通晓!”
再说说那些空立寒梢、引人遐思的“残红”。回来的路上,李敏同学对柿子来了兴趣。时值深秋,树叶凋零,农民采摘后剩余的少许柿子悬挂在树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个小灯笼。郎朗乾坤,蓝天白云,红柿子随风摇曳,充满了诗情画意。那时,我和李敏经常在一起,可以说形影不离。王毅平同学曾笑我们是“一个王小义,一个买买提”。这次自然我也成了帮手。爬树,摇树,扔石块土块,竟然弄了两大包。回来后,李敏把柿子泡在茶缸里,一天换好几次热水,过了两三天,终于可以吃了。摘柿子弄得我俩灰头土脸,大家都笑我们。柿子“染”好了,有同学又想尝一尝。李敏挑了最好的一个,很严肃地说:“这个是志功的,谁也不能动!”这“染”好的柿子更红了,通体透亮,摸上去软软绵绵,散发出扑鼻的甜香,让人垂涎欲滴,但咬上一口,还是很涩呀!
朦胧和不朦胧的诗
八十年代第一春,文坛涌现出一个新的诗派——“朦胧派”。它作为那个时代“崛起的诗群”,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其代表人物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的诗,我都爱读,有的还会背诵,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以梦为马》、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一代人》只有两句话,却准确传神地表达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
在大学和而后的很多年里,我几乎读遍了所能读到的朦胧诗。七八级系友韩东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他于 1981年初在《青春》上发表的组诗《昂起不屈的头》,极具震撼力。"压过来的是整个天空/我昂起不屈的头/即使大地从脚下滑走/我也要举起挑战的手/闪电的鞭子把我抽成网/对着陌生的宇宙/我还是要发出雷的怒吼/决不跪下!"一九八三年夏,兰州遭遇沙尘暴,我亲身感受到黄沙弥漫黑云压城的逼迫感,就把这诗朗诵给高尔泰先生听,他随后画了一幅“沙尘里的胡杨树”,题识即为该诗的头两句。
我也写过一些朦胧诗。只是写,写了就丢,不投稿,也不保存。现在我手头几乎没有一篇完整的诗稿。有的还记得几句,但意象朦胧,忘了为什么写、写什么。如《春柳》:“细雨霏霏,织成了雾的帷幕。清风徐徐,柳丝儿飘扬开去。嫩黄的芽儿张着小嘴,似在静静诉说;单薄的身个儿呀,尽在雨雾中洗涤。”
后来,我改写过北岛《回答》的开篇,用以揭露残酷的道德危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很有真实感,是我不喜欢但还能接受的现实逻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卑鄙者的幸运,高尚者的幸福。但实际生活中,我所感受到的,甚至堂而皇之登上庙堂的,比这荒谬多了。改写之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这是针对现在一些人既是、又是、还是,批评赢家通吃的。改写之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批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但改来改去,终觉得了无诗味,如同嚼蜡。诗言志,人民性至上。没有人民的同理感、共情感,怎么会有传世之作呢?还是北岛高明啊。
1983年初,《当代文艺思潮》刊登了徐敬亚在大学时期写的论文——《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一经发表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文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朦胧诗的大批判。至今还有人非议朦胧诗和朦胧诗派。我很不以为然。李商隐是朦胧诗的老祖宗,《相见》《锦瑟》人见人爱,口口相传。知道“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就够了;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则似可不必。诗无尽解,硬要解它作甚呢?
学习伦理学的收获
伦理学讲道德评价,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我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兴趣,是因为它和我的名字有关联。
一天,张景芬同学跟我说,“你名字出自《墨子》,动机与效果合为一体。不得了呀!”我很感激张景芬的指点。经查证,墨子提出评价人的标准时说 “合其志功而观焉。”其中“志”指的是动机,“功”指的是结果,一个人行为好坏的判定,需要把行为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结合起来。我现在微信上用“志功行之”,是对先父赐名的自珍,也是对墨子“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思想的尊重。
伦理学开课时,恰好与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同期,于是引发了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大讨论。印象较深的是,张立勇同学的“爱情论”和侯培德同学的“婚姻三圈子论”。对于这个题目,我完全是个小白,只有听的份。张立勇,长篇大论,洋洋万言,宣讲“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应该成为婚姻唯一的基础。侯培德认为,当代中国的婚姻分为三个圈子,一是高干和知识分子;二是工人和城市平民;三是农民。三个层次各自为圈子,很少交集。这些宏论,至今记忆犹新,感觉很有道理,但再无深究,不了解新的研究进展。
如何进行道德评价,一直是个难题。1984年春天,臧乐源老师到兰州大学讲学,我曾陪同老师去刘家峡水电站参观。途中请教臧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价值评价问题:普通人和大人物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但人生价值是否有高低?老师听了哈哈大笑。第二个问题,看到在大坝上执勤的士兵,我感慨可否用机器人执勤,又负责又人道。老师则沉默不语。后一个问题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如今,生产生活的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很多艰苦岗位、危险岗位、重复劳动岗位已经为机器人所替代。更文明更人道的生活召唤着人类,并愈益显示出光明灿烂的前景。而前一个问题,迄今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我的想法,如同大学时代一样,还是马克思引用的那句话:“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1993年11月,我到中央社会主义院工作。学院教育培训的对象包括统一战线各界代表人士,党内外、体制内外、国内外都有,涉及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海内外中华儿女等广泛领域。在教学上要做到“学”能“致用”实属不易。墨子关于“量力所能至”的教育原则,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提出“量其力而教之”,要求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浅者求浅”而“深者求深”,进而达到“浅者入深,深者入专”。这种根据学生自身的自然发展安排教学程序,照顾不同学生知识程度和知识构成的思想,至今仍觉很有意义。
赶 海 记
毕业实习,到烟台文登张家埠。我跟随刘玉安同学打前站,一路上刘玉安给我讲大海和赶海的故事,很是让人向往。然而,在张家埠三周多,只是赶了一次“小海”。吃得倒是很新鲜,但看到的大海是个海叉子,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故名为赶海记,也只好记点别的什么了。
记得要出一期墙报,吕敏同学组织。她要我写一补白短文。我第一次看到海,第一次了解半渔半农的渔村生产生活,得知他们搞水产养殖,收入很高,甚为感佩。于是,向张家埠人民致敬,写了一篇“致——”
谁犁出的田垄,谁播下的明珠,谁在辽阔的大海上辛勤耕耘?
啊!张家埠人,夸父的后代,精卫的传人。
收来珍珠千担,劳动致富;开出良田万顷,海疆无垠。
张家埠人呀,执红旗傲立涛头,驾长鲸放歌霄云。
调研报告由矫学柏、张昌平主持撰写。我抄写过一部分,因为字不漂亮没用上。我的印象中,报告主要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理论,强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研判了张家埠大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搞大包干的做法。结论大概是,像张家埠这样有较好的集体经济基础的大队,生产责任制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形式,这样才符合实际,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队张会计认为报告很有水平,直说好。我也认为报告很有水平,理论性强,气势宏大,是大手笔,值得好好学习。但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山东省的生产责任制德州走在前边,烟台强调自己的特点。当时张家埠有一定的集体经济,大队党支部也比较强。那位书记很强势,说一不二,对此我的印象不是很好,曾戏称其为“张家埠部落酋长”。我后来到兰州大学工作,对山东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从全国的情况看,似乎还是应该更积极一点,更积极地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人民公社不存在了,改为乡镇,不清楚张家埠的命运如何,像华西村,南街村,还是大邱庄,抑或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勤劳实干的张家埠人,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定会勇立潮头,在改革开放中再创辉煌的。祝福他们!
忽然一件喜事搅动了大家的平静,王国庆同学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复试通知。王国庆,神人一枚。平时不太看书,备考时照样下象棋,但考试时总有神发挥。我平时不上心,考试前还是要过一遍的,有些原著中的名句总要背一背。一回宿舍就会被他拽住,让我复述答题要点。纵然是这样,他的成绩依旧很好。他学英语,是靠背词典,背一页撕去一页那种。他接到研究生复试通知时,我俩正在学划船,玩得满头大汗,浑身酸痛,半天才划出去十几米,这时要划回来谈何容易。小渔船还未靠岸,他就奋然一跃,“御林军”的神技果然不虚。
到了烟台,登上凤凰山,才算看到了大海。那海潮汹涌澎湃,一波波涌来,浪高过人,声如震雷,撞到岩石上,卷起堆雪如山。放眼望去,茫茫无际,顿觉豁然开朗,神清气爽……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就是我所学习的历史观。我们大学的中国历史及哲学史课程,起初遵循的都是这个观点。但真理标准的讨论改变了这一切。
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带来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到处都在“把被某某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观点动摇了!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首先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有无欧洲那样农奴制的封建社会,这涉及到中国是否像欧洲那样,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们介绍过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隋唐封建说等;再次,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宋明时期是否有了充分的发展。这牵扯到中国能否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表现为路线斗争也动摇了!中共党史课本上还在大讲路线斗争,而人们对许多重大结论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关于“文革”的十个问题,“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我读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那厚厚的一大摞,彭德怀的万言书、瞿秋白《多余的话》等都读了很多遍,好像看不出什么大错误来。
那时的学术报告特别多。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站着讲了四个小时,他大声发问,“哪个历史学家通读过二十四史?”中文系萧涤非教授讲杜甫诗欣赏,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指名地批评郭沫若,说某人为了讨圣上欢心,失去了“诗圣”和诗家一脉相传的人民性。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不禁要问,历史是客观的吗?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其客观性、必然性毋庸置疑。古圣人追求“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幻想虽久不废,万古长存,精神可嘉。可是,历史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塑”,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些梦寐以求成圣成仙的大人物一个个不断地灰飞烟灭,“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有谁能够真不朽呢?特别是那些标榜客观真实的自传,常常由于掺杂了过多的主观因素,导致色彩斑斓,迷雾重重。比如某老帅写的回忆录里,林彪真成了不会打仗的假把式;某画家夫人以画家的名字著书,小三竟然理直气壮登堂入室了。
如何拨去迷雾,让真善美的世界尽显其本来面目,让爱史读史的人们吸取经验教训,少走点弯路、歧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命题,并解释说,“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代的需要和实际”。美学家朱光潜也说“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这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客观性提供启发:既然主观性是历史的构成要素,那就把它放到历史的客观性中去理解;既然历史都是当代的现时的,那就把它看成流淌的河,不停地回看也就是了。
这次写“拾零”,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回忆一些事。我忽然觉得,这也算是写历史。吾辈凡人,没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本领和豪气,但至少,至少不能把清清白白的历史涂抹到乌七八糟吧!因此,当不粉饰、不矫情、不添油加醋、不无病呻吟,只做随时随地的临机之选,多回忆,少评判,也不知做到了没有、做的怎么样。
大同学们
关于我班的同学们,李芹《春华在心中流淌》已有详尽的描述,李宏祥班长的补充使之更全面更完整。我的感受正如在开篇说的,我在班里年龄最小,诸位同学都是我的学长,也都是我的老师。高考时,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数位老师一同下场,考上的不多。来到大学,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教师出身,非常方便我请教。读毛主席《念奴娇 昆仑》,我把“一截遗欧”的“遗”读成了yi,赵延新同学提示我,这是多音字,读wei。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令芝同学告诉我,第一个“老”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我刚学一个成语“茹毛饮血”,也生吞活剥地用一下,黄仕军同学不客气地说:“你用的不对,我当过老师的。”亦师亦友,良师益友,是我对众学长特殊的赞誉。
我班的大同学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认识。记得有一次矫学柏说:中国就是讲关系。张昌平、方宏建、李敏等热烈响应,打趣说可以写一本《关系学》。这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高深的思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想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指出:“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法律不外人情”。河南作家刘震云写了小说《单位》,形象化地描绘了人情世故。2013年3月8日来自陕西的周新生委员在全国政协大会作了《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短短八分钟,数次被掌声打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中国人的共情和共识。据说西方管理学界也一直把“关系”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核心命题。我至今不懂“关系学”,就像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一样。但我完全认同“关系”的重要性,认同这个词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殊意义,钦佩四十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点的学长们。
我班的大同学们,虑事周密,顾全大局,心里装着集体,装着他人。李宏祥班长和班委会组织了很多活动,板报、刊物、联欢会、运动会等等,都是学长们主持操办,忙前忙后,我只是跟随着,享受这个先进班集体的良好环境。家住济南的同学为班里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帮助,每次活动曹晓武、李涛等都主动张罗着照相,我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同学们帮着照的。大家买车票、托运行李,总少不了方宏建的身影。李宏祥班长多次和我谈话做工作,毕业后还专门写信关心帮助。张盛忠带头组织勤工俭学,每次都把我带上。刘国强每当发饭票,总会关照一句“够吃没”。我好像什么活动都没拉下,都是热心的参加者,特别是早操、课间操、下午跑步,我是从不缺席的,这个锻炼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早改成散步了。
我班的大同学们,博学慎思,思维严谨,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其实是青年马克思派。那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青年马克思的睿智和“批判”精神,激发起大家学习的热情。很多同学都以读马恩原著为乐。我也试图跟着课程通读《马恩全集》,但只读到第四卷,就实在跟不上了。周向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代表,在王复三老师指导下组织了一组文章。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名头,也是他弄出来的。徐向红思想深邃,论证周密,配合着抑扬顿挫的曹州普通话,很有樊瑞平老师的风范;刘敬鲁爱用复合句,旁征博引,动辄“三大批判”、“绝对理念”;黄仕军马哲功底扎实,观点较为正统,被我搅糊涂时就会发急。我当时对马哲方法论最有兴趣,“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常常挂在嘴边。唐少杰、马士岭等偶尔也加入战团。地点多在宿舍楼向东伸出的那个很小的阳台上。两个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是:哲学是什么?中国的改革怎么走?关于后者,大概一致的认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动全局,都不是下边能完成的,都需要最高层决策和体制改革。一句话,“即使你当了总理也不行”。
我班的大同学们,豁达乐观,含蓄蕴藉,很有君子之风。李晓群,谈吐文雅,幽默风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曾自嘲说除了哲学什么都知道。毕玉奎刻的腊版,仿宋体,极漂亮。张鲁建每天练字,欧体出神入化。方宏建为《纵横谈》封面画的“思想者”形神兼备,使那本小刊物平添了厚重感。1980年暑期参加高考阅卷后登泰山,袁文颇同学身着短裤T恤,胸挂相机,站在玉皇顶上,玉树临风,潇洒之极。庄超英同学打靶归来,英姿飒爽。李金蓉同学,胶东普通话,很少开口,只是笑,教唱《橘颂》,发音却很标准,余音绕梁,绵绵不绝。那时的女生小合唱也很好听,与方宏建等的男生小合唱,各擅胜场。孙恒志、袁玉骝等下象棋,战场一摆,热闹非凡。围观者众多,真君子大丈夫不见,常常搞不清谁在下棋了。
特别让我铭记不忘的是,大同学们关心我爱护我,春风化雨,沁人心脾。张昌平学长,现役军人,钉钉子、拉钢丝,叠被子、凉毛巾,样样在行,事事教我。他的思想工作也很细致。一次我默写骆宾王《在狱咏蝉》,他看到了,就在我默写的纸上,写下了高适《别董大》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他是担心我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情绪呢。刘力言和我有分馒头吃的交情,学了形式逻辑,我常用“可能、不可能”提问题,刘力言总是用“已经发生了、已经是了”来回答,实然对或然,他更胜一筹。一次我不慎摔伤,刘力言等送我去医院,一边骑车一边关照,就像大哥一样。李芹大姐和我做过同桌,给我很多帮助指点。她看我笔记记得少,还专门送我一大摞笔记本。最让我感念的是几位大姐,李海燕、卢阿青、李芹她们爱吃大米,就用面票来换我的米票,开始两张换一张,后来干脆将一大把粗粮票都塞给我。大姐们以“换”饭票为名,让小弟我很有尊严地多吃点。感念,感念!
毕业后我和同学们时有联系,互致书信,大家对我依然关爱如初。我在兰州时只有一位同学来过,就是翟志玲大姐。那时,刘敬鲁已经到了北京。我和翟志玲大姐一人一碗牛肉面,边吃边谈,异常亲切。1994年在潍坊出差期间,王平同学带着沈秀敏大姐的问候专门看我,也是餐叙。2001年国庆节,我回母校参加了毕业20周年聚会,与大多数同学见了面。来北京后与不少同学相聚过,也总是相见匆匆,三言两语,虽然亲密如故,再无同窗共读时那样的感觉了。期间谈起同学们,我总是上面说的这样一些话,有些同学感受与我一致,也有同学不以为然,说我太年轻太单纯了。或许,大学亦是江湖,我独见阳光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真是一个优秀的班集体,我的大同学们浑身都是长处,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志存高远,务实理性,大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长远的人生规划,考研的,从政的,回家照顾老小的,远赴外地就业的,出路不尽相同,但都能保持初心,持续努力,干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正如班长说的,在这些同学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我敬佩他们,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可现在要写出来,却深感笔力不逮,越写越觉得挂一漏万,难见全豹;越写越觉得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朝来强鉏垦,秃笔时呵冻。”关于我的大同学们,先写这么多。我的拾零也先告一段落,拟撰写的军训、三登泰山、世界可知吗、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等题目,待日后再做补记。
哲学是什么?
1982年1月,毕业季。我和刘敬鲁同学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
带着的,是母校、老师和同学们的深情,而学问,却是个不敢想的事。俗话说,整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我是连晃荡的本钱都没有呀。其他专业的人,都成了专家。唯独我们学哲学的,好像什么也没学会。哲学的殿堂里堆满了珍宝,我们到这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过是转了一圈。回望宝山,两手空空。哲学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有什么用?如何推动它发展,和它一起走向未来?我一个也回答不了。更让人心慌的是,我要到兰州大学当一名老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行呢?
张昌平等同学送我到北门,十几个人,甚是壮观。灰蒙蒙的天宇下,凛冽的寒风中,我好像是一位出征的壮士。我的行装依旧简单,和报到时比,没什么变化。书,已装入纸箱,交付留校的同学帮助托运。学长们知道,他们的这位小弟远赴兰州,到那个“一川碎石大如斗,北风吹地石乱走”的苦寒之地,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告别。我也有同感。别时容易见时难啊!面对大家的殷殷嘱咐,古人送别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现,忽而全变成了余冠英先生《唐诗选》那深蓝色的封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的眼睛湿润了。
列车东去,我先回家过年。傅有德同学和我同行。他家住青州,比我远一站。一路上,傅有德谈学习,讲人生,对我安慰鼓励。
与同学分手时,一股豪情在我心头涌起,“丈夫不做儿女别,化作飞将向玉关”。回家后,面对在家乡生活的父母兄弟,想起他们对我的期望,难免生出些许悲凉,“长路三千里,故乡二十年。一声老娘亲,双泪落襟前。” 远望前路,我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去的,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号称中国“新西兰”的兰州。我的准备,除了农家子弟本有的吃苦耐劳之外,还有老师的教育,同学的关爱,这足够我忆念,并在回想中汲取力量。大学生活让我强身健骨,前途未知,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最不明白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哲学是什么?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元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不必要回答它。徐向红赞成哲学是爱智慧,方宏建认同哲学是奥逻格斯,都很高明。哲学爱智慧,不同于具体知识。哲学唯理性,不同于宗教信仰。哲学合知行,不同于艺术欣赏。哲学的来源不在哲学本身,它产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产生在科学发现与创造中,产生在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中。当今之世,在科学与民主、理性与信仰、全球化与文明冲突、人生奋斗与终极归宿等关系中,孕育着“旧邦新命”新的阐扬,面临着“天下人心”新的安放。因此,哲学无处不在,哲学家无处不在,哲学大有可为。这是学哲学者的幸运,也是学哲学者的悲哀!在这个意义上,学哲学讲哲学研究哲学,职业而已,它与创造智慧成为智者,实在没有必然的联系。故此,我多年讲课,每学期和同学们的告别语,总是歌德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也正是我毕业四十年后最想向学长们汇报的感言。人要生活,要奋斗, “蜗牛背着沉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但总有爬不动、想不动的时候。一蓑烟雨,人生已过大半;两袖清风,好运才交初始。期盼着和学长们一道,修赤子心,观沧海浪,幸福的日子万年长。
2022年5月 写于北京
文:王志功
图:王志功、《如歌岁月》编辑组